泉州出口加工区

本站搜索

图文信息

3月12日上午，晋江市各套班子领导、调研员、副调研员及市直各系统干部职工、驻晋部队官兵共600余人在泉州出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到出口加工区调研指导工作 2010年2月24日上午，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
2010年2月25日，泉州出口加工区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传达
2010年2月24日上午，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晋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宏程、晋江市委副秘书长、办

详细信息

我国吸收外资出现新特点

发布时间:2009-5-6 15:00:58 来源:在线国际商报作者:cjameslynn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出现新趋势外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的主要领域。2008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1083亿美元，同比增长 29.7%。制造业实际吸收外资4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占全部吸收外资的46.1%。全口径服务业（含银行、证券、保险）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540.2亿美元，同比增长25.6%，占同期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的49.9%。数据表明，政府近年来引导外资投向附加值高的金融、物流、连锁、信息技术、软件及技术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的努力，已取得成效。
    外商投资区域布局继续改善，中西部实际使用外资增势相对明显。
    近年来，有利于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因素进一步增多。一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相对优势有所上升，引导外资转移的市场条件开始形成；二是政府因势利导，加大了引导和鼓励力度。中西部一些省份抓住机遇，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吸收外资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2008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分别为 66.2和74.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6.4%和79.8%，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12.8和56.2个百分点。
    新设企业数下降，新批项目投资规模扩大。
    2008年，非金融类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514家，同比下降27.4%，实际使用外资924亿美元，同比增长23.6%。新设立企业数下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涨，表明单笔投资规模提高了。我国对利用外资政策的集中调整，如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实行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发布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使得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槛”逐步提高，外资对资金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趣在减少，对需大量资金投入的高附加值、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兴趣在增加；人民币升值可能促使外商投资投向那些收益更高、更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
    主要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回升。
    2008年，美国对华投资2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欧盟主要国家对华投资49.9亿美元，同比增长30.1%；日本对华投资36.5亿美元，同比增长1.8%。但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07年基数偏低。2007年主要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其中，美国下降12.8%，欧盟下降 29%，因此也积攒了一些项目。欧美企业的高新技术含量高、培训质量高，对中国产业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但迄今为止，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发达国家海外投资存量的比例，仍然非常低。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2006年，美国对华投资仅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1.4%。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幅下滑，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地位有所下降。
    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为7906.2亿美元，同比增长13.7%，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5.3%，所占比重同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其中，加工贸易出口5722亿美元，同比增长9.7%，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的72.4%，所占比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6 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出口增速下滑，一方面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境外订单大幅下降，另一方面，2006年下半年我国出台了降低出口退税率、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等一系列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外资企业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009年我国吸收外资
    基本判断外国投资者是否对中国投资？
    投资多少？取决于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判断和自身的投资能力，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各种变化，进行趋势分析和预测。外部环境主要是指我国吸收外资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主要投资国的经济环境；内部条件指我国自身的投资环境。
    2009年，全球FDI增长将面临一系列风险因素，也就是说，我国吸收外资的外部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经济前景会直接影响跨国投资的流向和规模。
    从国内看，新修订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利于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继续保持一定规模；中国正在加速优化产业结构，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深度发展提供了机遇；国家鼓励外资加快向有条件的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但与此同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节能环保、土地等资源的集约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对吸收外商投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综合考虑，影响我国外商投资因素的变化，可以对2009年我国吸收外资工作作出以下判断：
    直接投资增长放缓将形成趋势。
    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已经影响到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陷入衰退，增加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出口增长乏力，外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受影响较大。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中国吸收外资呈现回落态势。考虑到全球经济不断下滑，2009年上半年吸收外资实现增长难度较大，下半年如果发达国家通货紧缩有所缓解，外商投资还会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我国目前吸收外资的水平已经处在较高的基数之上，因此，不能期望每年都能取得高增长。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我国的综合引资要素优势。总体看，我国将进入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阶段，而海外融资、收购兼并等类型的外资还会继续增长，将逐步超过直接投资。
    外资并购难有大的突破和发展。
    目前，我国已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条件，即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外资并购法律框架基本确立，企业资产中含有并购方所重视的优势资产，这些因素使得外资在中国并购成为可能。能源生产、机械制造、食品等消费品的生产、商业金融服务业，都将成为外资并购的重要领域。尽管上上下下已经意识到并购是国际跨国投资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国吸收外资应该使用的一种方式，而且我们也具备了外资并购的基础条件，但学界、企业和政府部门在外资并购的政策层面、审批管理层面存在分歧，导致外资并购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和发展。
    服务业吸收外资将迈出更大的步伐。
    当前，全球跨国投资更多的向服务类部门集中，出现了以跨国公司内部服务业外包为特征的全球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我国服务业开放度为62%，发达国家一般是80%左右；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0%，发达国家占60%~70%，香港地区接近90%。因此，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还很大。新修订的《产业指导目录》加大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承接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被列入鼓励类条目，原禁止外商投资的“期货公司”、“电网的建设、经营 ”，被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受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影响，该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将继续有较多增长。
    中西部在全国吸收外商投资总额中，比重将会继续上升。
    新修订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开放的领域和范围，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政策倾斜，将继续为该地区扩大吸引外资创造条件。2008年，为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推动建立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城市间产业转移对口合作机制，国家在上海、江苏等东部地区建立了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同时，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也为外资进入创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中部地区将充分发挥劳动力充足、自然资源丰富和市场规模大的优势，积极承接国外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将实施全面系统的开放开发，把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克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
    经过30年的发展以后，中国的吸收外资又走入了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各路学者在对我国吸收外资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理论分歧和，是中国吸收外资战略在新时期遇到挑战的集中反映。进一步吸收外资首先要克服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包括确立一个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清晰、明确、使大家能够掌握和认同的产业开放战略构架，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及产业内骨干企业的改革。
    创造吸收外商投资的新优势。
    一是稳定现有外资企业的经营，以较为宽松的政策，让其凭借更为稳定的经营业绩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实现进一步增资；二是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以及服务外包等领域，为外商进入中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总之，政府需要依靠公共服务，造就高层次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通过逐步完善市场准入和竞争政策、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和产业发展环境，形成用市场力量吸引外资、并推动外资上水平的基础。
    研究探索切合中西部开放实际的政策措施。
    由于吸收外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当前尚离不开政策的推动。外资是否能够向中西部转移，关键取决于投入中西部的要素回报率是否能高于东部。目前，中西部地区在投资环境方面的劣势仍非常明显，如劳动力素质较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不规范、服务体系不完善等。
    在全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应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包括进一步落实财税政策，促进投资便利化，降低物流成本，以中西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深入推进产业转移。
    改善外资并购的政策环境。
    完善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制定明确具体的操作规程，依靠法律、制度手段来规范外资并购，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行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对重点行业、国家经济安全、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等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存在很多模糊地带，实际操作中主要由部门内部掌握，更多的是感性判断，缺乏统一、透明、公开、可操作的产业开放边界。下一步需要细化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敏感性行业的政策，完善外资产业准入制度，真正做到“规范先于行为存在”，把住应当把住的关，放开应当放开的限制。政府应组织力量对各门各类产业进行梳理，拿出权威性的结论，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中国产业开放的底线和产业安全指标体系。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保障机制。
    研究制定我国吸收外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制定有关重点规划和专项规划；整合各类招商资源，加强决策沟通，建立起协调、有序、规范、竞争的市场化招商引资机制，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发展、统一市场建设等领域密切配合，形成整体合力；更新外商投资促进模式和方法，健全由政府主导、专业机构和引资主体三块组成的现代化的投资促进工作体系，发挥投资中介机构作为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提高对外资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外资管理体制是我国吸收外资发展战略与政策顺利实施的制度保证。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是影响外资质量和效益的深层次问题。在目前的外资管理中，一方面是市场化在发展，而另一方面则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化也在加强，某些管理手段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把过多的行政资源放在了前期审批上，由于前期审批牵扯了太多的精力，导致对外商投资进入后的业务活动疏于管理和监督，影响了外资质量的提高。目前，在商务部、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等政府机构，都设有相关的外资管理部门，行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头分散的，不利于对外资的统一和高效管理。管理机构的分散，同时还导致国家层面整体外资研究、政策制定的缺失，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统筹承担从国家层面研究外资问题，并制定相关政策的任务。